“官本位”下的中国大学生

中国大学官本位在中国,高等教育的弊病已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,与此有关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,怪状不断涌现:社会总体教育水平日渐提高,博学广识的大师级人物却逐渐凋零,无以为继;科研条件日益完善,资讯日益发达,偷工减料的学术剽窃、学术欺诈事件却越来越多;学习条件不断改善,大学生却越来越无志于学术,走向物质化、功利化和娱乐化,道德水平下滑;大学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,“教授”、“专家”的社会形象却一落千丈,失去公信力,每每沦为公众奚落、嘲讽的对象。

这些现象并非全部都源于大学教育自身的问题,但中国大学教育的缺陷已不容忽视。中国大学存在哪些问题?应该如何改革?以这个问题为主题,笔者近年来集中采访了对此很有发言权的一个群体——中国的大学校长。

在笔者采访的14位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中,除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外,其余均为大陆大学的校长,包括九位前任校长和四位在任校长。从采访中可以看出,相比而言,前任校长更敢于直言,对问题批评较多,而在任校长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前景表现地更为乐观。但是,尽管存在这些差异,这些中国高等教育的领航者和意见领袖,也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了一致。

大学校长的共识之一是,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,必须尽快解决。曾因经挑选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而名噪一时的朱清时认为,中国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创新能力都在明显萎缩,学术论文水分太多,原创性内容微乎其微。历史学家、中国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警告说,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经有目共睹,更为严重的是高校教师急功近利、弄虚作假造成的诚信流失。目前中国大学出版的许多刊物已经鲜少有人问津,朱清时甚至略显尖刻地说,现在学术界制造出来的大量出版物完全是一种浪费,而且在回收过程中还污染了环境。

追溯这些问题的源头,大学校长普遍认为,大学管理的行政化是罪魁祸首之一,而大学校长的任命制是大学行政化的重要原因。他们提议对大学进行“去行政化”,包括逐步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。他们认为,大学的根本弊病在于将大学当成了行政机构来管理,大学的书记、校长都是上面任命的官员,“官文化”充斥整个大学校园,不仅存在于学校管理层中,还蔓延到了学生会等自治组织中。由此带来的结果是,本应是大学主导者的教授们没有什么话语权,只能想方设法地去迎合权力,或者主动投身官场谋求出路。

朱清时警告说,最近十多年来,虽然国家名义上在实行高等教育改革,但大学教育的行政化其实愈演愈烈,有真才实学的教授,越来越难以发挥聪明才智,而一些拥有权力和地位的“大腕”则把持了大学讲座的讲坛。

大学校长的行政评级,已将他们矮化为政府教育部门的附庸。教育学家、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说,西方国家的大学都是尽其所能地与政府部门保持距离,中国大学却是拼命去讨好教育行政部门。在核物理学家、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看来,现在至少应把大学体制恢复到解放初的情况,那时大学管理者没有什么行政级别,像复旦大学、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的校长,社会地位都要高于部级干部。笔者的受访者普遍认为应该效法西方,通过招聘和遴选产生大学校长,而不应经政府任命,从而使高校摆脱行政系统的操纵。

大学校长的另一项呼吁是,应该将大学还原为一个学术共同体,摆脱外部控制,使大学教师成为学习的真正主导者。在这个方面,大学校长们有不同意见,有的主张“大学自治,教授治校”,有的主张“教授治学、校长治校”,但总体上都主张让大学回归它的学术本原,成为一方独立超脱的净土。刘道玉说,西方的大学从中世纪诞生起,就是一种学术共同体,既不受教会主宰,也不受政府干预,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。大学自治是西方高等教育的根本精神,号召向发达国家学习的中国,怎能只学皮毛而不学精髓?

面对大学与商界、学术与金钱日益交织的现状,大学校长们还就一个问题大声疾呼:大学一定要同市场保持距离。笔者采访的很多校长都表示,一些人误认为大学办企业是美国的经验,但其实在那里,学校与企业等盈利机构之间是截然分开的。而在中国,大学以所谓的“教育产业化”为由想方设法创收、忽视教育质量而一味追求金钱的倾向已十分严重。例如,章开沅痛心疾首地说,高等教育进入了新一轮“大跃进”,大学成为重灾区,大量教师把精力用在争招生数额、项目经费、科研课题、学位授予点上,根本无心考虑提高教育和科研水平。

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有何外部资源可供借鉴?在这个问题上,大多数受访者均认为,现代大学已经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体制,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,中国应从西方发达国家吸取经验。刘道玉把世界上成熟的大学体制总结为德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日本四种模式,虽然在不同模式中,政府与大学的亲疏关系各有不同,但各个模式均坚持依法、依章程治理大学,以及思想自由与学术自治。有了更好的大学管理制度,中国才有希望出现更多的教育家和真正的大师。

总体而言,这些中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所主张的,并非多么玄奥的理论,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已是社会的普遍共识。但自笔者完成这些采访至今,还未看到现实中的大学教育体制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。反倒是仅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,高校界又出现一些新的争议话题,例如北大拟对“思想偏激”的学生进行会商,又如青年学者熊培云在外经贸大学的演讲被一位学工干部“砸场”。莫非除了法治倒退之外,中国高校的自由空间也将萎缩吗?

几天后,清华大学就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,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值得记录的时刻。清华百年校庆正值北京初春,万物吐翠,难道我们的大学还要坚持某种“主流价值观”,对那些“偏激”的思想和“特立独行”的学生莫名恐惧吗?近一百年前的中国大学还能坚持“兼容并包”的精神,使大学成为社会的精华所在、良心所归,难道这些精神我们今天还不能坚持吗?
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中文网特约撰稿人 马国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与我交流,微信号:okyuhang

转载随意,请注明出处:余航
本文链接地址:“官本位”下的中国大学生
署名-非商业性使用-禁止演绎